一种形态的文化能否无限制地发展，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人类可以通过更新改进其文化使自身不断进步与发展，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在历史上，除原始文化外，任何新文化的产生，都离不开文化融合。如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是环地中海欧亚非各地区文化融合的结果。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文化不仅继承了罗马帝国文化，而且融合了欧洲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甚至还吸收了阿拉伯等各东方地区的文化。中华文化五千年一系，它的形成其实也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而且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融合着外来文化。此外，由于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文化传统来源多样，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多样化的统一体，所以中华文化一直在统一文化和丰富的地方亚文化两个方向上发展，在内部始终存在着各地方文化的融合过程。可以说，这种融合乃是中华文化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如日本文化，在中古时代，受中华文化影响巨大，从文献、文字到宗教风俗，几乎所有方面都有中华文化的痕迹，可以说，中古时代的日本文化乃是原有的文化传统与以中华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而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又一次发生巨大变化，这一次则是中古文化传统与以近现代西方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融合的结果。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建设新文化的时期。这种文化不可能是传统的（甚至不可能是以传统文化为主干内容的），也不可能是西方的或任何其他外来的，它必定是中华民族在复兴运动中以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为原料，经过自己的熔铸锻造，推出的一种全新的人类文化。
其实，兼容并蓄本是中华文化的一贯传统。宋代以来，儒释道之间虽有相互攻诘，但总体在思想上、学术上、教法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以至于自隋唐始，出现了“三教合流”的局面。
文化发展离不开文化融合，文化融合会造出更为优秀的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能够充分认识这一点，并将这种认识作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之一，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繁荣，而且“文化融合”本身将成为新兴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质。
文化融合之成为一种文化特质，并不在于中华新文化将在融合中生成，而在于它乃是中华新文化的一个自觉的基本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精神，或者说，它将成为中华新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一。有了这种价值观念，中华文化将对任何其他人类文化采取尊重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使中华文化非常乐于接受和吸纳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有利于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中华文化会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与价值。中华文化将乐于与各民族文化共存于这个世界上，互相尊重，互相交流，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共同丰富人类文化。
说起来，西方文化也一直在与全世界各种文化在相互渗透着，也吸纳着其他文化。如前所述，从一开始，中古欧洲基督教文化就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近代以来，虽然“西方文化”在欧美成为一种主体文化形态，但随着欧美经济和政治向全世界的扩张，随着工业和科学技术文明在全世界的发展，“西方文化”也处于与全世界其他各种文化的相互作用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的发展就依赖于这种相互作用。这表现在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以物质力量为基本手段，努力在全世界推行西方化；另方面，它的这种努力，不可能不受到顽强的抵制（“文化冲突论”其实就包含着西方人对这种抵制的感受），为了减缓和消解这种抵制，西方人便不能不适当考虑其他族群的文化传统，吸纳其他族群的文化内容，丰富和改进西方文化。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西方文化的活力，推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其根本性的制约因素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迄今为止，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先进与落后、强与弱对立，以及先进对于落后、强者对于弱者的不平等交往基础之上的，离开这种对立和不平等交往，西方将不知所措。他们没有，也不想探索一种平等交往、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模式。既要维持相当数量的落后族群，又要让他们接受西方模式，这是自相矛盾的。其二，现代西方文化观念首先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自觉与肯定，对立与冲突乃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文化观念，没有了撒旦，上帝便没有了意义；没有了弱者，强者便失去了自豪；没有了假想敌，自身便失去了发动机；没有了华约和北约的对抗，便需要关注“文化冲突”。在这样的文化观念支配下，西方文化怎么可能全人类化呢？其三，人类文化的多样化是符合人类根本需要的，一色化是违反人类本性的。综上所述，西方文化虽然在客观上也能“兼容并蓄”，吸纳、融合其他文化内容，但它的“融合”与在“文化融合”价值观念指导下的融合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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